公元前157年六月，汉文帝病逝，谥号为孝文皇帝。

文帝死后八天，太子刘启即位，成为大汉帝国第六位皇帝。

由于刘启死后谥号为孝景皇帝，后世一般称其为汉景帝。

如果按照实权皇帝计算，景帝也可以认为是刘邦、惠帝、文帝后的第四位皇帝。

我们把吕太后实际掌权的几年也算进去，那么景帝就是西汉帝国第五位掌舵者。

此时的朝廷仍然施行秦始皇时期确立的历法，每年以十月为首。

因此汉景帝即位后到十月宣布纪年改元有大约四个月。

这四个月没有什么大事发生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朝廷没有什么事干。

新皇帝和他的班子成员此时都在准备一件大事：

对刚刚驾崩的老皇帝如何盖棺论定。

相比于父皇汉文帝，汉景帝是正常即位，过程要简单很多。

不过对先帝的定性对任何一个新登基的皇帝都是极其重要的大事。

因为这往往代表着新皇帝的政策倾向和人事倾向，事关所有人的利益。

十月一到，汉景帝宣布改元的同时立即颁布诏书。

诏书一开篇就说，按照古制，祖有功而宗有德，因此对应的礼乐也需要各有由来。

这里说的实际上就是庙号问题，也就是给皇帝祭祀时的祠庙如何称呼。

皇帝死后，通常都会得到一个谥号，比如说刘邦是高皇帝。

而他的两个当上了皇帝的儿子分别是孝惠皇帝和孝文皇帝。

这些谥号一般代表对皇帝个人的评价和称呼。

而庙号则是指的后世人们在祭祀先祖时对其庙的称呼。

比如说刘邦的祭祀祠庙就被成为太祖之庙。

所以汉朝后人再称呼起刘邦，全称就是我太祖高皇帝。

庙号这个东西起源于重视鬼神和祭祀的商王国。

根据商王国的规矩，开国君王被称为太祖，以示其始祖之意。

而后一些对王国做出突出贡献的君王也会被尊称为某宗。

这两个称号合起来就是祖宗的由来。

商王国一共只有三个宗——太宗、高宗和中宗。

有开创新的基业的贡献，就尊称其为太宗。

功劳特别高的君王就被称为高宗，商高宗就是著名的武丁。

而中兴王国的君王被称为中宗。

到此时为止，天下一共只出现过4个庙号，分别给了5个帝王。

商王国四个加上大汉太祖高皇帝刘邦。

中间的周王朝的国王、战国的众多国王以及秦帝国的皇帝，都没有庙号。

这是因为周武王灭亡商王国后就取消了庙号。

庙号主要用于祭祀时，而商王国的祭祀非常残忍。

根据史料和各类出土文物，商王国的祭祀通常伴随着生祭和活祭。

周王国代商后强调“天命有德”，废除生祭也被视为重大德政。

故而，周王国把庙号和生祭一样当成商王国的糟粕予以废除。

秦始皇一扫六合，统一天下后，更是气吞万里。

秦帝国的皇帝不但没有庙号，连谥号也被废除了。

按照秦始皇的构想，他是始皇帝，他儿子是二世，孙子是三世，以后一直用数字加世来称呼就可以。

谥号代表着死后对君王生前的评价，秦始皇对此嗤之以鼻。

我就是天，死后还要你们一帮酸臭文人给老子做评价？去你的吧。

可惜，和尚打伞、无法无天的秦始皇最终成为了笑话。

秦帝国很快覆亡，刘邦建立了汉帝国。

在汉朝廷的礼仪制度创建中，叔孙通代表儒家占据了上风。

谥号也就自然而然地恢复了。

不过儒家尊崇周礼，以西周政治秩序地继承者和推广者自居。

按照这个原理，恢复谥号可以理解，为什么还要恢复被西周废除地庙号呢？

这恐怕源自叔孙通地实用主义思维（见链接：《叔孙通》）。

汉初一大核心矛盾就是皇权与军功元老们的权利冲突。

叔孙通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用上下尊卑的礼仪制度削弱各方豪强。

刘邦从讨厌儒家转变为重视儒家，也是看中了儒家在礼仪领域的系统性和实用性。

皇帝的谥号只是一个称呼，对朝廷的礼仪没有实质性影响。

庙号直接和祭祀相关联，而祭祀的礼仪无疑可以玩出很多花来。

因此，多半是在叔孙通的主持下，西汉又恢复了中断八百年之久的庙号。

刘邦是太祖，祭祀他时就奏《武德》、《文始》、《五行》之舞。

汉惠帝没有得到庙号，祭祀他时就只奏《文始》、《五行》之舞。

可以看出，通过频繁用繁琐的礼仪祭祀各位先帝，潜移默化地规范了臣子的行为和思想。

庙号起源于商王国，而根据其规矩，不是所有后继皇帝都有资格称宗。

所谓祖有功而宗有德，祖开国了当然有功，子孙要是没德那就不能称宗。

所以汉惠帝就只有谥号孝惠皇帝，没能混上庙号。

至于惠帝那俩没活到成年就被杀的倒霉孩子，连谥号都没混上。

其实一个皇帝有没有庙号，主要还是看他的继任者打算怎么评价他。

汉惠帝死得早，儿子还小，他老妈吕太后掌权。

吕太后正想者吕家天下呢，于是惠帝就被认为德行不够，不配得到庙号。

至于后面俩小皇帝，死时连儿子都没有，自然没人拿他俩当祖宗供奉。

汉景帝是大汉第一个正常即位的皇帝，他决定给父皇定个庙号。

于是景帝先从礼仪的角度做文章。

根据儒家礼仪，歌唱和舞蹈都是用来称颂皇帝的功德。

按照现有的规矩， 祭祀太祖之庙，奏《武德》、《文始》、《五行》之舞。

汉惠帝没有得到庙号，祭祀他时就只奏《文始》、《五行》之舞。

那接下来祭祀汉文帝时该跳什么舞呢？

汉景帝开始介绍父皇的功德：

文帝君临天下，政通人和，远近如一；

他老人家除去诽谤君上之罪，废除了肉刑。

他还赏赐年高德劭的人，抚恤孤独无依的人，尽量达到臣民的愿望；

父皇不仅有功于天下，本人还尽力节制个人的嗜好欲望，不受奉献物品，不株连罪人的妻与子。

他不让无罪的人蒙受冤屈，严于律己而执法公正无私；

他废除宫刑，遣返宫中美女，以免其后继无人。

朕生性愚钝，对父皇的功德还不能全部知晓。

但仅上述几点，也是古代的圣帝贤王未能尽行的盖世盛德。

而父皇却可以把这一切都付之实施。

父皇真可谓盛德配于天地，恩泽普及四海，天下百姓全都蒙受福祉。

父皇之圣明如日月经天，而祭祀的乐舞却与之不太相称，朕深感不安。

朕认为，应为文皇帝庙作《昭德》之舞，以彰明其美德。

这样，祖宗的功德才能传于万世，永远无穷，朕也就无限欣慰了。

请丞相、列侯、副国级干部（中二千石）和礼官们提出具体的礼仪方案上奏。

汉景帝给汉文帝的定性非常清晰，要奏《昭德》之舞。

换言之，父皇有德，大大的有德，必须加某宗的庙号。

但是要加个什么宗就需要仔细考虑了。

毕竟史上只有太宗、高宗、中宗三个关于“宗”的称呼。

该用三个宗中的哪一个呢？还是干脆另立一个新称呼？

景帝决定把选择权交给大家，请众多高级干部们给个意见。

丞相申屠嘉带领群臣们仔细讨论后，给出了答复。

陛下永思孝道，立《昭德》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，皆臣嘉等愚所不及。

臣谨议：世功莫大于高皇帝，德莫盛于孝文皇帝。

高皇帝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，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。

庙号已定，陛下您宜宣告天下。

此后我大汉的天子应世世向祖宗之庙祭祀供奉。

郡国诸侯宜各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。

诸侯王、列侯使者跟随天子一起祭祀供奉祖宗之庙。

至此，汉文帝的庙号尘埃落定，他是汉太宗孝文皇帝。

按照一般的理解，太宗无疑是几个庙号里分量最重的。

尤其是根据传统理解，太带有开创基业的含义。

这层含义对汉景帝来说尤为重要。

因为这意味着以申屠嘉为首的群臣承认汉文帝在法统上的开创性。

汉惠帝是刘邦的嫡长子，按照法统，惠帝一系才是大宗。

汉文帝取代惠帝实际上是小宗代替大宗。

惠帝的子孙都被杀死，惠帝一支算是被灭了族。

然而齐王一支作为刘邦长子的后代，法统上可一点也不比文帝一支差。

刘邦把父亲刘太公尊为太上皇，那么刘太公也是大汉先祖。

刘邦母亲只是刘太公小妾，所以刘邦一支只是太上皇庶出。

那按照法统，楚王、吴王大约都是太上皇嫡出。

他们这几支也都可以和文帝一支相提并论。

所以，申屠嘉为首的群臣尊汉文帝为汉太宗很重要。

目前的政治局势，军功元老及其后裔仍然把控着帝国的军政大权（见链接：《遗诏》）。

现在，军功元老们承认文帝开创了新的基业，也就承认了景帝的合法性。

为了让汉文帝成为汉太宗，汉景帝在给父皇定性时极尽溢美之词。

在景帝笔下，文帝成为了美德的代名词，成为堪比传说中的五帝的大圣君。

而这些都成为后世评价文帝的基调。

我们可以看到，后世对帝王的评价往往受到官方宣传的影响。

这些官方宣传有的基于客观事实，有的基于政治需要。

但不管其基于什么，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后人的判断。

而我们连载的目的正是希望能尽可能破除这些官方宣传的过度左右。

君王和重臣的身后评价是最难以琢磨的。

因为这些评价往往不仅仅取决于你身前做了什么。

死后的现实政治需要通常才是决定你是青史留名还是遗臭万年。

我们都知道，史书对明太祖的形象存在明显的丑化。

很多人把这一切归结于几百年后满清的主管故意，这显然过于牵强。

导致朱元璋形象起伏不定的核心因素当然是来自朱棣。

因为明太祖朱元璋的嫡系这支没有能传承下去。

朱棣一系重新开创了新的法统并成功走了下去。

他们在给朱元璋定性的时候就自然会有些暧昧。

一方面，朱家天下可是太祖打下来的，必然要英明神武。

另一方面，太祖别的不说，接班人培养上肯定出了问题。

这才导致太祖接班人好好的皇帝不当净胡来，才让我成祖不得不顺应天意。

于是大明官方对很多不利于太祖的传言也就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了。

实际上，汉帝国也存在类似的现象。

为什么史书上留下了这么多对太祖刘邦不利的内容呢？

根本原因也在于汉文帝虽然继承了刘邦的家产，但同时又开辟了新的法统。

文帝对于刘邦的很多传说难免会很暧昧，尤其是从军功一系流出来的传说。

在《史记》里，汉惠帝甚至没能列入本纪，吕太后被认为是那段事件实际的皇权拥有者。

这说明在西汉的官方宣传里，有意无意的不认惠帝的皇帝地位。

这自然也是为了说明惠帝一系虽然是大宗，可他们没有当皇帝的资本。

但是跟随本连载的朋友自然能感受到，吕太后在惠帝时期权力非常有限。

你可以说惠帝的控制权不够大，但他绝对是货真价实的皇帝。

刘邦、吕太后、汉惠帝和汉文帝，这些人留在史书上的形象，通常都是官方宣传的结果。

我们这么说并不是为了刻意推翻史料记载。

恰恰相反我们最重视官方史料。

我们在《汉帝国的建立》连载一开篇就强调过：

史书的记载大多采用的官方史料，永远代表的是官方宣传的立场。

官方有着最完整，最丰富的记录客观事实的资料。

但官方宣传又不可避免地带有非常鲜明的政治需要。

梳理官方资料中的客观史实，弄清其中的宣传成分。

进一步通过厘清宣传中的政治立场和现实政治需要，有助于我们欣赏最精彩的博弈精华。

这才是本连载的最大目的。

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就会产生一个可怕的问题。

汉景帝把父皇捧得这么高，如果只是为了政治宣传的话，那他真实的内心深处，到底怎么看到汉文帝的呢？